全球有约30%的小提琴产自江苏泰兴市的黄桥镇。与意大利传统的手工制琴不同，黄桥镇生产小提琴的方式是一种基于产业集群的高度社会分工，依仗着早年中国乡镇工人的勤奋和协同，能很快以低廉的成本攻占市场。但相应地，同所有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产业一样，他们也要面临如何进一步往上进阶的难题。
徐小峰正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制作一把演奏琴，他仔仔细细地观察音盒内的音柱是否合适
在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观摩小提琴制作，最初是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过程。因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它都太像是在烧制一只烤鸭了。
那是一道喷漆的环节。一排排已做好的白坯小提琴被高挂在流动的牵引钩具上，钩具插入小提琴优雅的琴头，小提琴的身形宛若一只只被悬空吊起的鸭子，整齐划一地被机器集体运送到喷漆的车间。通过中控烘烤后，它们要在一个油漆废水池的上面，轮流迎接一个柱子般的喷漆工具，柱子上下抽动着喷出一层水雾，白坯状的小提琴就这样被刷上了一层淡黄色的底漆，初步具备了一只烤鸭的模样。
这是我在黄桥镇的“绿岛”乐器智能环保表面处理中心所看到的画面。因为环保的要求，这个于2023年初建成的“绿岛”中心是当地政府投资数千万元的项目，负责处理这个镇上大多数的小提琴喷漆环节，以实现集约化的废水和废气管理。接下来，喷了一层底漆的小提琴会被送往一个半封闭空间里风干晾晒，再经多次打磨和反复几次喷漆刷漆后，才算有了完整光滑的肌肤。涂上了一抹浓郁棕红色的一排排小提琴，会被悬空着挂在架子上晾晒——这让它们看起来更像是烤熟的烤鸭了。
小提琴看起来像烤鸭，是因为批量生产，并且数量足够多。黄桥镇是中国最大的小提琴制作小镇，拥有各类提琴生产和配套企业230多家。每一年，这里能生产各类提琴超过100万把，占全国产量的70%、全球总量的30%以上。这里自上世纪60年代起开始生产提琴部件，多年来一步步扩展到小提琴、大提琴和吉他等产品，出口至全球近90个国家和地区。在业内，黄桥镇被评为“中国提琴产业之都”，在数量上也位居全球前列，被誉为“东方的克雷莫纳”。
小提琴是西方的舶来品。克雷莫纳（Cremona）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小提琴制作地，位于意大利北部，有超过300年的制琴史和诸多技术高超的手工制琴师。在克雷莫纳，手工制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艺。一把小提琴，要靠一个个优秀的制琴师用手工做完全部工序，耗时数月才能制作出来。售价少则几千欧元，多则数万欧元，符合人们对意大利工艺品的想象。
但是在黄桥镇，小提琴的生产方式却是高度的集群化与协作化的。它以一种劳动密集型的流水线多万把琴。黄桥镇有超过20万人口，其中有3万人从事小提琴的制作工作。有工厂专注做琴头，有作坊只做琴弓，还有的小工队只负责某一个装配或打磨的工序，分工极细，计件收费。比如“绿岛”喷漆和打磨的收费是低廉的20元/把。这种组团式的分工大幅度的降低了流通成本，一把小提琴出厂的成本价能控制在数百元以内。
这是因为，提琴制作是一个烦琐而复杂的工艺，一共可拆为70多个零部件、200多道工序，绝大部分集中在喷漆前。在小提琴变成“烤鸭”前，它要历经琴头制作、刨板、上胶、修光、装头、修肩扭等多个大环节，每一环都可细分为超过10道工序，才能形成一个白坯琴。仅以制作小提琴面板的刨板环节为例，工人们从选料入手，要先刨出两块略有弧度的毛坯板，将他们粘连拼接在一起，再用不同的小刀工具，一点一滴地在面板上刨出以毫米为计算单位的弧度造型。这个面板用于雕刻出提琴标志性的“F”状音孔，是提琴悠扬声音的发声源头。
“这个步骤是非常累的，尤其是做大提琴时候。要四个人去刨两块板子，能把人刨得累死。”曾在意大利克雷莫纳进修过的国家高级制琴师、黄桥人徐小峰对我说。所有提琴制作都遵循着这些步骤，包括大提琴、中提琴，以及供青少年学习的1/8、3/4等不一样的尺寸的小提琴。与克雷莫纳充满历史底蕴的工匠手艺不同，当地人是把制琴当成一门基本的“木工活儿”。
最能体现这种特点的当属凤灵集团的生产车间。凤灵集团是黄桥当地最大的制琴企业，也是这个制琴产业集群的带头者和领军者，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率先以公社企业的形式开始整琴的加工制作，如今年产各类提琴乐器超20万把。它坐落在镇中心的一条主干道旁，建筑被修成了欧式的仿古状，每一扇窗户都充满了别致的弧形，提琴的生产就被安排在这些欧式大楼里。
走进这栋欧式大楼，很容易发现提琴制作与一般制造的不同——与机械主导的多数工厂相比，它非常安静，按照制琴工序被分为了对框、嵌线、修光等不同车间。数十个女工坐在课桌一般的工作台上，在台灯的照射下用砂纸或是各类尺寸的小刀，耐心细致地打磨手上白坯部件，这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木头的清香，轻轻一呼吸，就可以感觉到鼻腔里进入了一粒粒肉眼不可见的细微木屑。一道工序完成后，经简易地处理即可进入相邻的下一个工序车间。
整个镇子也像是一个大型的流水生产线。从凤灵集团出来，镇中心以西的一条主干道两旁往里走，一排排低矮的村民自建房中，隐匿着不少提琴小作坊，聚焦在周围2～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村民们的房子看着外表与农村无异，内部却五花八门，摆着各类物料和提琴部件，细致的社会分工就隐匿在这些小作坊里。主干道旁还有连排的几十家制琴工作室，那里有一些高级的制琴师，保留着“克雷莫纳式”的手工制琴方式，也能卖出数万元一把的小提琴，让黄桥实现了全品类覆盖。
这背后是一种集体性的勤奋。当地的制琴工人有一种介于勤劳与松弛之间的平衡。作坊和工厂开工很早，上午7点上班，中午11点下班——这能便于工人们接送念书的孩子回家，留出时间做午饭。订单量大的时候，他们加班到22～23点也是常态。如此的作息和分工下，黄桥小提琴的单件成本被大幅度的降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抢占不少欧美市场的份额。《洛杉矶时报》在2007年的报道这样描述：黄桥采用了流水线的生产，并拥有熟练的制琴工人，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产品，把“很多外国企业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我们这里特点是产业集群分得非常细，每个细致划分领域的人都特别勤奋。”凤灵集团的前董事长李书对我总结道。作为一种起源于西方的乐器，小提琴的量产经过了几次大的产业转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转移到日韩，成就了日本的铃木乐器厂（Suzuki），此后又是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大陆的上海、广州等地，最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到江苏的黄桥镇。
这个过程中，作为日本百年企业的铃木乐器厂，多年以前曾专门来到凤灵集团拜访，想要一探这里制琴的秘密。那时候，凤灵集团已超过铃木成为全世界的销量冠军。得知对方要来参观，李书丝毫没有保留，让他们在厂子里随便看。“这里没什么商业机密，只有一群最勤奋的工人。”李书说。
黄桥位于江苏中部，处在连接苏南与苏中的平原。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这里的位置相对偏僻，处在四个县市的交界，也暂未通火车，到南京和到上海都要两个小时车程。在制琴行业兴盛之前，外界熟知黄桥，更多是新四军1940年在这里打了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以及当地盛产一种咸甜皆可的黄桥烧饼。
2010年，黄桥镇由周边三镇合并而来，成为江苏最大的小镇之一。它有一副典型的江南水乡模样，镇中心有一个俯瞰呈小提琴状的人工湖，“井”字形的几条主干道和横纵不一的大小水网，紧密围绕着这个人工湖穿梭在小镇中。在不同的河流与小溪边，都有大大小小的家庭作坊参与小提琴的制作。制琴已是这个小镇最直观的产业。
这一切的起始，离不开凤灵集团已退休的董事长李书。李书今年74岁，瘦小精干，精神矍铄，头发还是一头自然黑，说话走路都是风风火火，记忆力能精确定位到某个具体的人名和日期。在整个黄桥镇，李书无人不知。他在凤灵集团办公楼的最高层，用了整整一层楼来挂满他和企业的荣誉、和各级领导的合影，以及各类高档小提琴的精美展示，充满了一种优雅艺术和乡镇企业家结合的奇特气息。我见到他时，他刚从云南旅行了十几天回来，再过几天又将出发前往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我现在是每个月都要出去旅游一次。”他用一口浓厚的江淮口音对我解释缘由，“没办法，年轻的时候太苦太累了。”
小提琴是近代传入中国的乐器。第一把由中国制成的小提琴是1935年出自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谭抒真之手。谭抒真等音乐家的奉献以及上海开放的氛围，让这座城市长期处于中国提琴制作的前沿。到60年代，上海已有专门的国营提琴厂，生产小提琴等在民间并未普及的乐器。此时，有两位上海提琴厂的知青工人被下放回到家乡黄桥。不会务农的他们很难拿到工分，就在家乡溪桥公社（后并入黄桥镇）办起了一家社办乐器厂，为上海提琴厂制作配件。这是最初形态的产业分工，上海提供原料，厂里收一点加工费，一个琴头五毛钱，一根弓杆一块一。1973年，李书进入这个乐器厂做学徒工，被分配去学做琴头。
李书自幼家贫，16岁就没了母亲，父亲供他苦读到高中。毕业后他想去当兵，因个头矮小未能入选，自述在外经常被人看不起。他种过地、拾过粪、当过供销社的柜员，十分珍视这个进厂机会。进厂后，李书每天早晨5点就进厂上班，厂里规定中午休息两小时，他只休息半小时。制作琴头是一个基础活儿，一般人要6个月入门，他靠着这种起早贪黑的刻苦，摸索了两个月就成了熟练工。一年后，他一天已能做出13个琴头，相当于一个老工人的水准。很快，他从学徒成了工人，继而是政治干事、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生产科长等等，最后是厂长。再后来，李书还考上了公务员成了乡镇干部。
1980年李书升任厂长之际，溪桥公社的乐器厂并不太平。厂里业绩不好，排名溪桥社办企业之末，人心涣散，打架斗殴屡见不鲜，还有工人经常从厂里偷东西。李书上任第一天就在大会上设下迟到、打架、偷东西三道红线，“谁碰了一律开除”，厂里没人相信。当天晚饭后，他就偷溜回厂里亲自检查，第一天就查了7个人，第二天早上当即宣布开除。头三天里，李书开除了13个人。
“那个时候要进工厂是很麻烦的，要公社层层审批，要签字盖章的介绍信，所以有些人就去告状了。领导就问我，‘你有什么权力开除人？’我就说‘如果没有开除权，那我就不干了，谁爱让谁干’。”李书回忆。只靠雷厉风行不行，他自己还得以身作则和赏罚分明。厂里规定早上6点上班，他4点就到，给前三个到岗的工人奖金奖励。相应地，只要有一个工人还在加班，他就陪到最后才走。至今，年过七旬的他依然保持着21点睡觉、4点起床的作息。
不过仅靠勤劳和严厉，并不能拯救一个快要濒临倒闭的厂子。当时的工厂严重资不抵债，欠银行54万元，欠材料款23万元，还欠工人8个月的工资，连李书去上海出差的车票都预支不了。这让他在整顿生产纪律的同时也明白了，只靠一点零星的配件加工业务，工厂依然会活得艰难。他开始把目光进一步往远处延伸，开始着眼整琴制造，进而是背后的外贸订单。
那是改革开放之初，各类生产要素正在往中国的大城市流动。上海提琴厂在此时已能接到不少外贸订单，在各地发展了13家合作加工厂，上海本地就有5家。但与此同时，城乡之间的鸿沟仍是巨大的，乡镇坐拥大量劳动力，但技术水平和资源与城市不可同日而语。1984年，国家提出走“城乡经济联合之路”的改革思路，以结合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城市技术优势。上海提琴厂响应政策，决定从13家加工厂中选择一家作为城乡联营的伙伴。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李书嗅到了机会。
当时的13家加工厂中，溪桥乐器厂在规模、技术和区位上都不占优势，但李书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结成联营。他悄悄考察了12家竞争对手，回去后游说政府借款2万元，盖了一栋三层楼房做厂房，“其他的都没有楼房”，继而又在厂里大搞整顿，跑了11次上海做公关。只会做一个琴头的他，更是仔细研究了小提琴制作的197道工序。待对方来厂里考察时，他对这些工序和数字了熟于胸，给对方算材料、算工资。“意大利定的是197道工序，我结合我们这儿的实际定了183道，给他们一口气报了183道工序的定额、消耗等360多个数据。”李书回忆，他当时通过这一些数字，给对方算了一笔让他们没办法拒绝的账：黄桥生产一把整琴的成本只有上海的1/3。
1983年12月，双方签署协议，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成立。这个联营厂当年收入达到200多万元，利润30多万元。1987年双方的投资即全数收回，上海提琴厂连续三年产量位列全国第一，溪桥乐器厂也开始迅速壮大，成为当地的一家明星工厂。从1980年代开始，每到招工季，很多当地农民就问当地村委会要介绍信，像赶集一样汇聚而来。李书带着工人们一起，消化承袭自上海的技术，拆分出多道工序按车间分配，挨个儿完善生产流程直至纯熟。工人们分批次学习刨板、削边、上胶、刷漆，哪怕回家后也能唠着嗑、看着电视做工，甚至还不耽误手中的家务和农活儿。这成了黄桥制琴史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有其他厂子效仿着办了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这种发展源自当地人的高度勤奋。这一种“放下锄头就做琴”的模式，让当时来到这里的外地人惊讶不已。国家二级制琴师、现年56岁的刘治均1990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提琴制造系，这是中国专业院校中最早开设的小提琴制作专业。当时的制琴在全国都很小众，他那一届仅招了三个人。到毕业分配时，他的选择有限，就经人介绍来到了黄桥工作。
刘治均成长于重庆的农村，从小在田间地头跟父母们种粮食、干农活儿，自认很能吃苦。“但当我刚开始来到这边时，看到当地人早上4点就起床下地干活儿，5点回家烧饭，然后六七点进厂上班，中午还要接孩子回家做饭，然后再回厂里接着上班，如果不种地的话能干到晚上九十点钟。这种生活方式是让我非常震惊的，尤其是女性。”刘治均回忆说，“我也是种地出来的，但一直觉得四川那边的人也能吃苦，但跟他们这么一比起来，还是太有差距了。”
刘治均在黄桥镇开了一家名为“君琴”的制琴工作室。这是以前溪桥乡的地界，距黄桥镇中心约两公里，一条主干道的两旁都是提琴相关的门店，往里走就是布满家庭作坊的一个个村落。刘治均的工作室是一排排门脸中的一个，并不起眼。他打扮老派，头发里有根根银丝，时常穿一件围裙在工作台上忙碌，墙上放满了各种尺寸的工具。与分工量产的小提琴不同，他一年只能做10～20把左右的琴，用手工完成全流程。
作为一名学院派制琴师，刘治均1990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来到这里后，几乎成了当地为数不多懂全流程手工的技术派，是镇上少有的“克雷莫纳式”的制琴人。最初，刘治均受聘在当地一家制琴厂里担任技术顾问，负责把控厂里的生产的基本工艺和质量。从他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眼光来看，那时候黄桥的制琴水平很是粗糙。“他们的精力和勤奋程度肯定是够的，但是工艺精细的程度还远远达不到。”
小提琴是高度精细的工艺品，70多个零部件都要精确到毫米。但对应地，如果黄桥183道工序都按照不同分工去量产，想要达到如此精确无疑是天方夜谭。哪怕是同一个零部件，也有基于弧度的不一样的尺寸要求。比如，小提琴的发音取决于琴身面板的震动，因而面板的厚度、弧度都特别有讲究，同一块面板的不一样的部位尺寸要求都不一样，需要人工一点点用工具去刨。刘治均尝试着去要求当地的工人们，做工要尽量精细，参照毫米标准。“我会尽量用比较高的技术细节和精细程度去要求他们，但很多工人达不到，达不到就会有抵触情绪。”刘治均回忆，“这是一个扭转思维的过程，非常难。”
要扭转思维，得有外界的碰撞和刺激。进入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阶段后，国营的上海提琴厂很快在竞争浪潮下出现业绩下滑，李书在此时开始遍寻直接对接外单的机会，尤其是欧美市场。1992年，李书随同轻工业部人员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乐器展销会。这次机会是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那时候出国很难，只有部里的人才能去，我好说歹说，最后跟他们签了一份雇佣的临时工合同，才带着我去”。他带了一把自己厂里做的琴到展销会，准备大显身手，最后却没好意思拿出手。
“我吓了一大跳。”李书多年后回忆，“我以为当时我们做的琴很好了，结果在那个会议上，看到其他几个国家的琴怎么那么好。我们一把琴差不多数百块，但德国、日本、韩国的琴能卖到1800多块往上。”受到刺激的李书将德国琴、日本琴、韩国琴等各买了一把带回黄桥，在厂里大会上拿给全体职工看。“人家也是人，我们也是人，同样的材料，为什么人家做得比我们好这么多？”他让各车间把这些琴拆开研究，去学习几把琴里最好的工艺，照着对标，“相当于汇集各家之长”。到了1994年，他赴日本参加另一个展会时，已能大胆拿出工厂所做的琴了，给出的报价是远低于他国13.6美元/把的价格。
高强度分工量产下的低廉成本，让黄桥琴很快打开国际市场。那一年年底，成立不久的美国AXL乐器公司要参加次年的世界乐器博览会，需要在两个月内赶出95种样品。他们找到了李书试探合作的可能。正常要3个月的工作，李书答应一定能在两个月完成，最后黄桥的工人硬是加班加点只用53天就完成了，中间还经历了春节。这种效率震惊了很多海外乐器公司，那一次合作之后，英国斯坦特（STENTOR）品牌很快在1995年在黄桥设立外商独资加工厂，AXL乐器公司则主动提出注资李书的工厂，在黄桥成立中外合资公司，取名凤灵乐器有限公司。中外合资联营让凤灵很快打通了海外销售经营渠道，当年就做出6万多把提琴，一下超越了上海、广州的同行，成了全国第一。他们也搭上了中国外贸代工和乡镇企业腾飞的年代，到1998年底，凤灵有60%的产品能通过AXL公司销往美国市场，AXL公司也将国际流行的行业标准带到了黄桥。从此，凤灵慢慢的变成为全球最大的提琴生产商。2000年，凤灵改制为非公有制企业，李书买下了100%的股份。
不过就在一年后，市场形势开始变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欧美琴也开始步入中国。销售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01年前，欧美市场是小提琴消费主体，中国人对小提琴的热情不高，外贸和内销的差异悬殊。2001年后，随着中国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民间的学琴潮在一些富裕家庭里逐渐升温，一些国外品牌借此打开了中国市场。不同的是，此时的黄桥卖出去的还是百元、千元的琴，但外国卖进来的，却是万元的高端琴。这也折射出了当时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虽然劳动力的红利和勤奋能让国产产品快速占领市场，但中高端领域却依旧被欧美垄断。
在小提琴市场中，这种泾渭的分野越来越明显。小提琴大体可分为学习琴（普及琴）和演奏琴两类。学习琴主要是用来学和练，有一个尺寸由小到大的升级之路，从1/8到1/4依次逐步梯进到4/4的成年琴，在成长期通常每隔两年就要换一次，档次有高有低。演奏琴则是用来正式演奏的，无论做工还是材质都是一流精品，是意大利克雷莫纳制琴业的主流。一把演奏琴拉得越久，音质也会随着木材的风干挥发变得更好，价值也相应更高。或许也是由于这些原因，黄桥的制琴厂里，很难听到有人拉琴的悠扬之音。
那时候的中国制琴加工业，已慢慢的出现了价格战的苗头。李书不是很服气，他意识到，要有自己的竞争力，要跟国外品牌竞争，就一定要做出演奏琴。这是企业和整个小镇往中高端迭代必走的进阶之路。但是，对于一个习惯了细致社会分工的量产小镇来说，要怎么去学做一把演奏琴？这需要他们去培育出自己的高级制琴师了。具体到凤灵乐器厂，这个重任就落到了徐小峰的头上。
徐小峰生于1979年，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小在乡亲们的制琴工作中耳濡目染。上中学时学校就在凤灵的隔壁，他家里有亲戚在厂里从事技术工作。每到课余时间，他就喜欢去厂区溜达，喜欢动手尝试，能脱口而出每一个部件的名称。中学毕业后，徐小峰去驻港部队服役了两年后退伍，通过选拔考试后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深造，专门学习小提琴制作。
那是一个近乎脱皮的过程。徐小峰回忆说，“你突然觉得之前学的东西全都没用”。在上海音乐学院，他要从力学、声乐等理论学起，再结合实践。老师的要求与流水线分工截然不同：做琴一定要做细，要做得好看，要做出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是非常难的。从做琴头的第一刀开始，我就要考虑整个琴该怎么做。一个最简单的部件都要打磨好几天，这完全是一种思维方法的转变。”徐小峰后来还去了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并在意大利克雷莫纳交流过一段时间。在那个全球闻名的小提琴之乡，他看到，当地人学制琴的第一年几乎只做琴头，不断地打磨精进。“我之前一直以为琴头是很简单的东西，它不发声，只有装饰作用。像黄桥的熟练工人那时候一天最多能做24个琴头，但在克雷莫纳学做一个琴头居然都要一年。”
徐小峰学成后，入职凤灵任技术部主管。那时候的凤灵年产数十万把提琴，低端琴占95%。徐小峰牵头在内部成立了一个高级提琴组，从厂里挑选一些技能熟手加入，从40人进一步精简至22人。他细致把关，专门设计了700多个尺寸，一根音柱能换上十几种材料，甚至亲手敲碎过200多把琴，打算带团队往中高端进军。不过在当时，最大的困难还不仅是工艺上的，更有市场上的——国内拉小提琴的群体还不太多，也似乎没做好接受国产中高端琴的准备。
2001年，刘治均在10年的技术主管生涯后跳出来独立创业，成立了黄桥最早的制琴工作室之一，打算按照传统的手工方式制造演奏琴，卖上几千乃至上万元。“头几年很艰难，当时我在工厂待了很久，自以为对材料采购、成本各方面流程都摸得比较熟了，结果出来后发现销售是个大问题。因为工厂都是做外贸的，而我主要是面对零售内销的。”刘治均说，那时候小提琴还很小众，他只有先去一、二线大城市找演奏的乐团试，结果吃了很多闭门羹。后来是一个朋友给他出招，让他去试试每个城市的文化馆，“当时这种艺术还大多分布在在文化馆，每个城市或多或少都有一两位老师”。
刘治均于是从老家重庆开始，挨着走访中国西南的每个地级市，拜访当地文化馆做自荐。那时候泰兴到重庆没有直达火车，他要搭乘40多小时的长途大巴，一次背上十多把贵重的琴，从重庆到南充、广安、成都、德阳、攀枝花、昆明等地。找到当地文化馆后，他就给对方老师免费试产品，承诺后期的免费维修保养。慢慢地，靠着专业做工和良好的维护，他有了一定口碑，经客户间的推荐后有了一定的市场。
“每年我一出去就是30～40多天，到处跑。最多的时候我一年出差了10次，攀枝花就去了6次。”刘治均至今年年都会回访这些客户，给他们免费做乐器保养。“前面三四年特别困难，到2005年才走上正轨，不用那么辛苦地天天跑了。那时候整个黄桥的琴也比较有名了，有各地的老师会专门跑到这里来挑琴买琴了。”
郑荃是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创始人，中国第一位被公派到克雷莫纳学习的中国人。他1987年在国际上获得提琴制作金奖一举成名，后来成了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制琴大奖最多的人。李书从报纸上看有关报道，专程赴京把他请来做凤灵的技术总顾问，为工厂制作中高端琴做指导。
二十几年来，郑荃曾多次往返于北京和黄桥，他在凤灵内部指导了承担高端化使命的高级提琴车间，但他后来说，这一次尝试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郑荃2019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消费者的观念还是很难改变，大家认为到黄桥就是去买学习琴的，以至于厂里做出的高端琴不太好销售，同时对工艺的要求又高，“总之费力不讨好”。
为了提升附加值，李书想过很多办法。2006年，凤灵在原乐器厂的基础上成立了凤灵集团。除了请郑荃做指导之外，他们还请了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做代言人，出资创办了中国国际提琴制作大赛，2010年举办了第一届。然而在那一场大赛上，黄桥人很直观地被刺激了。同等用料、同等工艺的情况下，黄桥琴只卖1000多元，进口琴则2000多欧元起步，近2万块钱。渐渐地，当地做高端琴的人又开始变少，克雷莫纳之梦遥不可期。
郑荃由此认为，生产学习琴和高端演奏琴，本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就像工人和工程师一样，都无法互相取代。他后来在镇里讲课时会反复给当地人强调要回归传统，“生产工业化的学习琴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满足了很多孩子学琴的大众化需求。只做几百元的提琴，也一样能做得很好。“工业化提琴也有自己的规律，不一定要硬往艺术提琴上靠。”郑荃说。
时至今日，黄桥镇的主流依然是中低端学习琴，低至成本100多元，高的能到上千元。虽然对中高端的冲击并没能改变黄桥制琴的底色，但小镇多年来往更精益的技术道路去努力的尝试，也并非毫无收获——这些尝试培养了一部分有心的工人和技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锻炼了自己，在市场成熟时跳出原有舒适区，成为整个黄桥制琴业中的新主体。这个产业集群的细致分工由此变得更完善，整体的制琴水平也大幅提升。
通灵乐器是镇里一家中等规模的制琴企业，创始人殷建设和唐惠芳夫妇就是这样一对典型。唐惠芳曾在凤灵集团工作了十余年，是厂里非常熟练的技术工人，参与过高级制琴车间的工作。2010年后，唐惠芳在中高端产线中积累了一定技术功底和经验，就带着那时候从本地国企下岗的丈夫殷建设一起创业。夫妇两人在自家的小楼里建起一个作坊，从手工的中高端琴全流程做起，亲力亲为做质量把关，很快拓展了一定的客户资源。
“那时候钱还好挣，做一把琴卖个一两万，落到手里的利润能有几千元。”殷建设说。随市场的认可，客户也对他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想要他们做更多的中端琴和学习琴。于是殷建设夫妇开始给厂里增加人手，扩大产能，从一年只能生产几十把，一步步增加到月产3000把，定位也从高端的演奏琴向下兼容，有一定质量的、售价数千元的学习琴成了产品主流。通灵乐器也就此成为镇上一家中等规模的制琴厂。
他们把握住了市场增长最快的年代。2010年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中国学习小提琴人数开始增长，对学习琴的需求在不断上涨。有关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7年，中国少儿艺术培训机构数量从2808家增长至6995家，7年涨幅149%。这一轮高涨的、新晋的旺盛内销需求，刚好被日益熟练的黄桥工人们所接住。2008年前后，镇上的制琴企业只有约50多家，但这一数量在2010年后迅速增加，2011年后超过100家，进而是200多家，这当中包含不少工作室和整琴工厂。“那时候之前做低端的已经能做中端了，做中端的也能做高端了。”徐小峰记得，那几年后，有一次他去意大利买高端原材料，当地人谈到自己国家的低生育率，突然对他说：“这一个市场以后就是你们的了，以后的克雷莫纳就是中国。”
就像殷建设夫妇一样，或多或少，很多新增的企业都跟凤灵有些关系。“200多家企业中，我们培养出了81个厂长。”李书对这一个数字有些自豪。作为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的带头人，他对此持开放和支持态度，自称凡是离职创业的一律签字批准支持，“大家富才是共同富裕”。早在1996年，他的厂子里就有管理人员陆续离开创业。那时候的李书还担任着乡长一职，有着公职人员的宏观视野。一位车间主任要创业，李书不仅签字支持，还将厂里唯二的一套模具借给了对方。那几年里走了40多位员工出去创业，打下了提琴产业集群的基础。
一些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反哺着集群，给制琴产业带来新的活力。刘治均观察到，2010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火热，黄桥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流失到别的行业中去了，尤其是基层工人。“男的会有一些去建筑施工工地做木工，或者搞装修等等，女的也可以转行去做服装，毕竟做琴还是太累了。”这其实对当时的工厂提出了挑战：制琴终究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需要大量人工去完成近200道工序。工人流失了，那工厂怎么办？
机械化成为一个新可能。生于1996年的钱鑫是一家数控机床厂的负责人，他的母亲此前在凤灵工作了很多年，但在房地产火热的年代，一家人去内蒙古做了很多年的橱柜定制生意。2010年后，他们发现了当地制琴行业在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就回乡在这个行业里寻找机会。母亲懂制琴，钱鑫的父亲则对机械有研究，父母两人就从山东定了几台机床，每天拆开来做相关研究。慢慢地，他们开始能利用机械，帮工厂做一些木料的粗加工。
钱鑫大学学习计算机，毕业后在南京干IT行业。小提琴行业走势往上的那几年，他辞了工作回家帮父亲创业，利用自己的专业相关知识研究机床编程。在一家三口各自发挥所长的情况下，家里的机床厂自研出了几款机器，能实现琴头雕刻、刨板等重要工序的高度机械化，一个月能雕3万个琴头、刨3万块面板。“这个只能靠我们自己琢磨，因为机器会经常坏，小镇上是不可能找到经常来给你修机器的人的，会编程的人也不会经常往小镇跑。”钱鑫说。很快，机器在镇上得到了大规模运用，各种规模的整琴工厂都会找来跟他们合作。如今镇里的琴头、面板的初加工基本都实现机械化。钱鑫家一年能代工30多万个琴头和面板，占到小镇每年提琴产量的约30%，成了镇里这个细致划分领域的龙头之一。
“我们加工时会给工厂留有一些余量，我们用机械打好基础，他们再拿回去进一步打磨加工。”钱鑫说，镇里比较知名的企业现在基本都是他们的客户。“这一个市场在2016～2017年增长是非常快的，那几年的订单很多，但我们能接得住。”
钱鑫家住在小提琴门店聚集区主干道往里走的一个村子。一栋不起眼的平房里堆满了木料，还有很多木料堆在厂门外风干。这些木头一般要放个几年，等水分都蒸发透了，才能“下料”用机器加工。厂子里有8台机器在忙碌，喧闹不已，做琴头的机械刀整齐划一，能一次性雕刻6个琴头出来，另一边的刨板机器不停地在一个维度摇摆刨板。
很难想象，一个镇子上大约30%的琴头和面板，是在这样一个平房里加工出来的。作为村子里成长的“创二代”，钱鑫对厂子的发展自有想法。他告诉我，目前他和父亲研发了一款精刨机，能进一步提升加工精度，实现琴身面板的直接出货。往后，厂子还打算往白坯整琴的方向拓展。“这样毛利润会更高一点，加工毕竟是一个低利润行业，我们也是想往中高端的白坯整琴走，在低价位‘卷’个5块10块单价意义不大。”钱鑫已在短视频平台积攒了好几万粉丝，白坯琴会主要是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试水。
在黄桥镇，像钱鑫这样接手父母的工作，走上制琴行业的二代并不多。即使是有着机械化的加持，当下的制琴依然是一门劳动密集型的、高耗能耗材的行业。钱鑫家的厂房里伴随着机械的噪声和飞舞的木屑，一位72岁的老师傅正在操作台加工。每一天，这个厂子和凤灵都是早上7点开工，晚上8～9点收工。虽然工时相对自由，年轻人仍在远离这个行业。他们很少会像上一代人那样，亲自走进车间去打磨提琴了。
“年龄结构正在成为一个大问题。”黄桥镇经济发展局局长李琴对我说，现在镇里从事提琴制作的3万人年龄普遍偏大，很多都是50岁往上，不乏60～70岁的人，这已经对镇里的提琴行业提出了挑战。
与此同时，内外形势也在变化。黄桥镇现在也不以制琴为主，在2016年成立了省级的黄桥经济开发区，全力发展生物发酵、高端装备、新能源材料等行业，制琴行业占领GDP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是我们镇的第一大民生行业。”李琴说，这是如今镇里对制琴业的定位。但受疫情和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影响，黄桥小提琴的订单量在近些年也出现了下滑。领军者凤灵集团从巅峰期的年产30多万把下至如今的20多万把。“其实是受欧美市场的需求影响，目前镇里做提琴的工厂大概80%～90%还是以外贸为主。”李琴说。
黄桥镇加快了提琴产业的引导和规划。他们在镇中心打造了一个小提琴为主题的城市客厅，类似于一个小提琴和本镇特色的展览厅，与提琴状的人工湖相邻，试图往文化旅游方向结合。“总之就是要往产业链上下游做延伸，进一步提升这个行业的附加值。”李琴说。从15年前开始，黄桥镇就在镇中心小学推广小提琴的教育工作，很多小学生可自愿报名参与，镇里的不少孩子从童年起就开始拉小提琴，“这样慢慢会有一个文化沉淀”。
政府也在抓紧引导制琴产业去进一步集聚，以更好地发挥集群分工的规模效应。2023年，镇政府投资建设的“绿岛”中心投产使用，聘请了徐小峰做技术顾问，集中以“烧制烤鸭”般的方式对量产的工业学习琴进行机械化的刷漆和表面处理。而在此之前，凤灵集团已从原来的老厂址搬到了一个不远的新址，空出的厂房将被用作建设一个中小提琴企业的产业园，目前进驻了2家企业。李书说：“现在很多中小企业大多数都是中端往上了，低端也不赚钱了，需要去挖掘这个集群的协同效应。”他于2018年退休，将企业放权给了两个儿子。
殷建设夫妇的通灵乐器厂就是已搬进凤灵老厂区的企业之一。他们两口子年近60岁，还保持着一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每天早晨6～7点到厂巡检，把关各个工序的做工，夜里9～10点下班。“自己看着才放心。”殷建设说，从原有的家庭作坊搬来后，厂子现有固定员工60～70人，算上兼职有上百人——有30～40人是以流动的工作小组存在着，“比如他们有专注于装配的，上午在我家干，下午就去别家干”。这是黄桥分工的特色，也是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后的新形式。
与正在变老的工厂相比，殷建设感觉自己很幸运。虽然夫妻俩要紧盯着生产端，但有一个女儿能在家负责销售。女儿大学学习人力资源，回家后不愿管工厂，就自己组了一个团队，利用年轻一代的优势在亚马逊网站上销售小提琴，业绩还算不错。镇里有很多苦于市场下行的工厂，这几年开始主动找他们代销。“现在是销售为王的时代了。”殷建设说，他们打算抓紧这几年再把产量提高一倍，“把业绩和利润往上拉，等我们老了就冲不动了。”
作为镇上的第一代专业制琴师，刘治均的工作室也在做着多手准备。这两年，镇上几十家主攻中高端琴内销的工作室日子也不好过，“学琴的人没那么多了”。儿子刘浪生于1993年，从两三年前开始，每天晚上会到工作室进行直播带货，在一个名为“屿琴提琴”的直播间里一待就是几小时，卖几千甚至上万元价格的琴。与镇上多数制琴师不同，刘浪还是一名专业级的小提琴演奏师，卖琴的方式主要是演奏。他有一个圆圆的脸庞戴一副黑框眼镜，面容神似刘欢。
拉小提琴是父亲刘治均从小就给刘浪安排好的路。刘浪说，学小提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起码得学三四年才算是入门，然后又一直是要站着练习，一天站好几个小时，所以现在的孩子都不太愿意学。我当年最多一天站8个小时，练得很痛苦。”如今，刘浪主要在镇子上教孩子们小提琴，能赚一些课时费，通过拉琴发现了提琴需要经常维护保养。多年前开始，刘浪也开始跟着父亲学制琴，如今已能完成大部分工艺，连自己的妻子也在耳濡目染下会做一些简单工艺。一家人经常挤在不大的工作室里，分工完成制琴工作。加上刘浪的小提琴教学工作，他们的日子也算过得不错。
刘治均说，他觉得小提琴是一个长久的手艺，既是工艺品，也是一门优雅的艺术，“无论经济周期如何起伏，艺术的东西都是永恒的，不会像别的行业那样没落了就是没落了，永远都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被誉为“东方的克雷莫纳”。小提琴是西方的舶来品。克雷莫纳（Cremona）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小提琴制作地，位于意大利北部，有超过300年的制琴史和诸多技术高超的手工制琴师。在克雷莫纳，手工制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艺。一把小提琴，要靠一个个优秀的制琴师用手工做完全部工序，耗时数月才能制作出来。售价少则几千欧元，多则数万欧元，符合人们对意大利工艺品的想象
高强度分工量产下的低廉成本，让黄桥琴很快打开国际市场。那一年年底，成立不久的美国AXL乐器公司要参加次年的世界乐器博览会，需要在两个月内赶出95种样品。他们找到了李书试探合作的可能。正常要3个月的工作，李书答应一定能在两个月完成，最后黄桥的工人硬是加班加点只用53天就完成了，中间还经历了春节。
刘治均成长于重庆的农村，从小在田间地头跟父母们种粮食、干农活儿，自认很能吃苦。“但当我刚开始来到这边时，看到当地人早上4点就起床下地干活儿，5点回家烧饭，然后六七点进厂上班，中午还要接孩子回家做饭，然后再回厂里接着上班，如果不种地的话能干到晚上九十点钟。这种生活方式是让我非常震惊的，尤其是女性。”刘治均回忆说，“我也是种地出来的，但一直觉得四川那边的人也能吃苦，但跟他们这么一比起来，还是太有差距了。”
刘治均成长于重庆的农村，从小在田间地头跟父母们种粮食、干农活儿，自认很能吃苦。“但当我刚开始来到这边时，看到当地人早上4点就起床下地干活儿，5点回家烧饭，然后六七点进厂上班，中午还要接孩子回家做饭，然后再回厂里接着上班，如果不种地的话能干到晚上九十点钟。这种生活方式是让我非常震惊的，尤其是女性。”刘治均回忆说，“我也是种地出来的，但一直觉得四川那边的人也能吃苦，但跟他们这么一比起来，还是太有差距了。”
李书自幼家贫，16岁就没了母亲，父亲供他苦读到高中。毕业后他想去当兵，因个头矮小未能入选，自述在外经常被人看不起。他种过地、拾过粪、当过供销社的柜员，十分珍视这个进厂机会。进厂后，李书每天早晨5点就进厂上班，厂里规定中午休息两小时，他只休息半小时。制作琴头是一个基础活儿，一般人要6个月入门，他靠着这种起早贪黑的刻苦，摸索了两个月就成了熟练工。一年后，他一天已能做出13个琴头，相当于一个老工人的水准。很快，他从学徒成了工人，继而是政治干事、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生产科长等等，最后是厂长。再后来，李书还考上了公务员成了乡镇干部。
李书自幼家贫，16岁就没了母亲，父亲供他苦读到高中。毕业后他想去当兵，因个头矮小未能入选，自述在外经常被人看不起。他种过地、拾过粪、当过供销社的柜员，十分珍视这个进厂机会。进厂后，李书每天早晨5点就进厂上班，厂里规定中午休息两小时，他只休息半小时。制作琴头是一个基础活儿，一般人要6个月入门，他靠着这种起早贪黑的刻苦，摸索了两个月就成了熟练工。一年后，他一天已能做出13个琴头，相当于一个老工人的水准。很快，他从学徒成了工人，继而是政治干事、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生产科长等等，最后是厂长。再后来，李书还考上了公务员成了乡镇干部。
李书自幼家贫，16岁就没了母亲，父亲供他苦读到高中。毕业后他想去当兵，因个头矮小未能入选，自述在外经常被人看不起。他种过地、拾过粪、当过供销社的柜员，十分珍视这个进厂机会。进厂后，李书每天早晨5点就进厂上班，厂里规定中午休息两小时，他只休息半小时。制作琴头是一个基础活儿，一般人要6个月入门，他靠着这种起早贪黑的刻苦，摸索了两个月就成了熟练工。一年后，他一天已能做出13个琴头，相当于一个老工人的水准。很快，他从学徒成了工人，继而是政治干事、供销科长、车间主任、生产科长等等，最后是厂长。再后
